任伯年紫砂小像里的亲情__紫砂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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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伯年任父小像

据说,晚年的任伯年颓唐潦倒,一边吸食鸦片,一边又懒于下笔,生活入不敷出。期间,有一个叫张紫云的邻居,因为用紫砂捏制鸦片烟斗而出了名。颇受启发的任伯年,开始利用紫砂炮制各种器皿,并镌以款识。之后又捏塑他父亲的小像一尊,神采奕奕,备极工致。不过,由于日日迷恋而荒废了画事,以致到了无粮入炊的田地,愤怒的妻子把案头所有的器皿掷地而砸,只有他父亲的那尊小像幸免于难,此尊小像于今年中国西泠春拍中以368万元拍出,它的出现让人们不禁回忆起那段心酸往事。

与文献相符的是,《任父小像》确实是任家仅存的一件泥塑,另一件镌有《双龟图》的紫砂壶因为早早赠予好友吴昌硕而同样得以幸免,现藏西泠印社。《任父小像》最早影印发表于1939年《任伯年百年纪念册》的扉页,并且数次作为任伯年纪念展的展品之一,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件小像在展览广告中居于首要的位置,以及作为1928年《美术界》的封面,就可以猜想人对它的重视程度和好奇之心。《任父小像》通高80公分,人物蜷坐于石中央,右手倚书一函,因此上下身成左右掎角之势。全身从辫子到衣褶等处均以遵照写实为重,但近看又显得手法洒脱,以至于延续到雕像的底部即与英石接触的部分,尤有粗粗捏过的痕迹。只有头部较为刻画,五官神情细致不苟,看起来比身子光滑而富有包浆虽然这种特点让人想到任伯年同时期的画风,但是这并不能使之武断地相连。

让人惊叹的不仅仅是这尊知名的小像,而是在遗物中尚有一件如拇指般大小的小稿,与小像出于同种材质,并且尚未在之前的任何文献中提及。如果我们将小稿与成品相比,知道任伯年在最开始就确定了小像大致的比例和蜷腿而坐的姿势,因此英石的材料很可能最早出现在创作之初。不过,小稿中的人物双手抱于腿上,身体自然地垂直于地。而在成稿中,因为加了右手边的书函,所以上半身微微向右侧依偎,双腿与左手则向相反的左侧倾斜,以至于使得人物的姿势更加开放在伛偻的背部即成事实的情况下,这样开放的姿势让人物显得并不过分苍老,而上半身与宽大的衣褶一道托起了头与颈,似乎缓解了它们下垂的趋势,稍昂的头部也因此克服了颈部太短的劣势。比之小稿,这位伛偻着又垂直而蜷的老人并不让人觉得消极、孤独,成品的调整是在尊重事实对象的前提下显得古典而自然。

这样看来,这件泥塑绝不可能是因为制作紫砂器而炮制的唯一一件成品,大量的半成品很可能毁于任伯年自己的手中。另一种文献对晚年的任伯年迟迟不肯下笔的懒散情况进行了更加详细的描述,讲他平日里无精打采地,往往需要极长的时间构思,直至抽了鸦片后顿有灵感,便一跃而起于纸边,顷刻间完成画作。这些表明,任对自己的画作总是精益求精,许多复杂的问题都在胸中完成,同样,泥塑中的任伯年并不在风格上等同于绘画中的任伯年,却一定因循了这种过分谨慎的习惯。这件泥塑的头部确实与文献记述的那样,脖子以上的部分是在断裂后再重新接上的。

小像中的任父,名鹤声字淞云,是位读过书的米商。任堇说其祖父不苟仕宦,所以且读且贾,又说他善画,尤善写真术,耻以术炫,故鲜知者。传说任伯年十岁左右,任淞云叫他逐一记下来访者的姓名,任伯年虽然忘记了,却信手画下访者的画像,其父一看便认出了。毋庸置疑的是,任伯年早年受到了父亲在画艺上的熏陶。现存的任淞云《击磬有鱼图》可以看出其掌握有中国传统人物画的技法。风格上掺有清中期扬州画派与早期海派的路数,虽然格调并不接近于传统的上等文人。由于可资利用的实物材料太过稀少,我们并不能武断地说任伯年塑像与任父的写真功底有甚么确切的传承关系。虽然与大多数父子书画家的情形类似,《击》图上的款署与任伯年早年的书风多有旁及,不过,与其说《击》图对任伯年早年画风的影响,不如考虑的是时间上的风格过渡从胡锡珪到姚梅伯,从费丹旭到胡公寿,技法的因素也占有很重的一块。

在任伯年去世不久的纪念展中,这座小像主要是以睹物思人和传统孝道的形式出现的。在近几十年的任伯年的研究当中,小像的形成又被归咎于民间艺术的范畴,这或许是由于一定的学术环境所致。事实上,在明清时候,以紫砂制作器物不仅成为文人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不断融为金石学的一类旁支。就像吴昌硕为沈石友作研铭,甚至偶尔也亲自操刀,任伯年将书画放到紫砂器皿中,也可能是他靠向金石传统所作的有意无意的努力。在任伯年所存的画迹中,既有34岁时所绘的《任淞云读书图》,也有与之姿势类似的其他人物画像,都可与这尊小像互相印证。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小像的比例和姿态让人感到更为逼真在我看来,它似乎更接近一件成熟的雕塑作品。从这个角度说,这件小像可能是任伯年传世的唯一一件西方艺术形式的作品文献中记载任伯年早年在土家湾学习西画,但是并没有素描或其他西方材料的画作流传。

任伯年与西方艺术的

关系一直是让史学家着迷的难题。最近从王个簃家散出的手稿里可以获悉,王个簃在回忆吴昌硕的札记中,不仅否定任伯年学过素描,认为任伯年和吴昌硕一样,并没有受到西画的影响。然而从实物来看,任伯年在最早年的宁波时期即有用类似炭笔打底的画作存世,而且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其最后十年的画作之中,尤其在任伯年较为陌生的题材或构图里。不过,在任的好友姚梅伯,以及稍晚时候的任预画作当中,也偶尔发现类似的情况。总之,这些难题反而为这件独一无二的《任淞云塑像》加添了重要性的筹码如果我们真想要接近事实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去翻翻他的画稿,悉心去了解每件作品的状况,在他天才的笔墨面前得到满足。这既是任伯年丢给以后画家的难题,也是他留给世人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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